那些年，我在哥大法学院

杨红

我曾在西北大学法学院度过了自己攻读法学博士的第一年生涯，那一年的生活可以用“暗无天日”四个字来形容。第一年课程结束后，我从芝加哥转战到纽约，先是在2011年暑假在纽约的联邦法院实习，随后转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继续我的JD生涯的最后两年。这两年的法学院生活过得十分丰富，也颇有收获。

法院实习：百感交集的量刑经历

    2011年暑假大概是那两年里自己过得最充实、幸福的时光，我如愿以偿地开始在纽约南区联邦初级法院跟着自己很崇拜的法官Judge Jed S. Rakoff实习。在这一年暑假，我终于卸下了学分绩(GPA)的重担，终于从芝加哥转战到纽约，工作也尘埃落定。

    跟着Rakoff法官做小实习生大概是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的经历。2011年5月初，我扛着两个大行李箱搬家到纽约，然后就正式开始在法院实习。还记得实习的第一天，我穿着笔挺的天蓝色衬衫、A字裙和高跟鞋坐地铁去上班，出来看到富利广场(Foley Square)对面威严的法院和广场上的正义之剑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金光，我当时非常激动，连忙请路人帮我照相。

    法院等级森严，法院里的人也“等级森严”，我就是仅比门卫、清洁工、收发室大叔职位高那么一点点的实习生，什么都得干，比如收取法官的信件，更新通讯录，拿吃的给陪审团，再把陪审团吃剩的拿到我们自己的办公室等。每位法官通常有三位助理，都是顶尖名校的顶尖毕业生，助理的职位都只有一年，所以一位工作了30年的法官至少用过90位助理，真可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助理是法官的左膀右臂，初级庭的案件跟流水一样多，助理的职责就是处理小案件，然后就重大案件和法官商量处理。在法院当助理丝毫不比在律所轻松，他们常常为了写判决加班到深夜，我想这不仅是工作量的原因，而是因为兹事体大，责任心使然。曼哈顿南区有很多经济案件，动辄就是上亿的涉案金额，很多刑事案件(比如内幕交易)往往涉及很多人的身家性命。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这些初出茅庐的法学毕业生们绝不敢有丝毫懈怠。初级院尚且如此，每天都在帮忙书写历史的最高法院助理的压力就不言而喻了。

    在实习期间，我写过不少判决，通常是根据模板来，可发挥的空间很小。判决内容通常是说原告证据不足，因此被告的动议被批准；或是还有事实值得商榷，所以需要进一步提交给陪审团决定，因此被告的动议被驳回等等。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个判刑的案件。关于这个案件的所有的证据和法律文件都在眼前，需要我来决定这个犯人该坐多久的牢。联邦法院判刑必须参考量刑指南，根据各种减刑、加刑的因素，这个犯人可被处以10个月到10年的刑罚。他因为打女朋友而锒铛入狱，减刑的因素不外乎是犯罪的手段、他的亲朋好友与邻居对他的溢美之词、他作为公民的责任心和贡献以及家庭因素等等。证据中有他女朋友被打后的照片，惨不忍睹，叫人义愤填膺。我粗略翻阅了他和女朋友交往的历史，真是大坏人一个：害女朋友数次流产，有家暴史，而自己本身又坑蒙拐骗无所不为。虽说他的成长环境艰苦，但这也不能成为他犯罪的借口吧？于是我在量刑备忘录里狠狠地推荐了50个月。

    出庭之前，法官扫了一眼我的备忘录，笑着说：“你是强硬派嘛！”我不好意思，简单解释了下原因。他点点头说：“看看他的法庭表现吧。”结果在庭审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漏看了一些重要证据，其中包括他每周跟女友定期通话的内容记录，刻在一张光盘上，当时我没时间听，就搁在了一边，而法官听到了。这十几起通话的内容大致是他非常后悔，然后说他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爱她的原因，他还在狱中安排她的起居生活，希望出狱后能和她一起幸福地生活。这些是减刑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表示他有强烈的悔过意识，而且他犯罪的动机也不是为了严重伤害。庭审最后，法官微笑着说：“被告你做的事的确很糟糕，我的实习生是个女权主义者，所以她决定罚你坐50个月的牢，考虑到你犯罪不严重且真心诚意悔过，我决定减到30个月，休庭。”

    我从旁听席站起来跟着法官往外走，正百感交集，法官转过头来笑着说：“第一次量刑好玩儿吧，你做得很好。”我却心虚得要死，额头一直冒汗。这真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