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有了短句练习。课本上谆谆问八岁的小孩子:你的理想是什么?未来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科教兴国的概念正流行,人们常常提到李四光、陈景润、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所以班上百分之八十的同学都回答:我要做科学家。 还有一部分小男生鼓着眼睛、举着胳膊大喊:我长大了要当将军! 我的回答毫不出奇,也是科学家。 到了小学三年级,突然要开始写作文了。在一篇也许人人都写过的名为《扫雪》的作文中,我使用了一个成语“热火朝天”,语文老师高兴得表扬我了足足十分钟。 下学期我要去邻县的医院住院,所有课本都放在家,只带去了一本《少年文艺》和一本《儿童文学》,还有一个作业本。 那期《少年文艺》上登了安徒生的《坚定的锡兵》。我看得目眩神驰。当时正是春天,河南大地上,触目所见,多是开着粉紫色花朵的泡桐树,我就打开本子,写了平生第一个童话《一朵泡桐花》的第一段。(其实,也只有那一段啦,后来就弃坑了……) 大概是从那时起,我的理想就悄悄变得个人化了: 我想做一个,能写出很好文字的人。 其实,这个理想从我识字开始就显露了征兆。 我们小学有学前班,刚认识了“人、口、手”的我,走在路上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字的小纸片。墙上有小孩子用粉笔对骂的话,我也跑过去看看:“XX喜欢XX!”“王XX,大坏蛋!”嗯,这些字我都认得,好开心,走了! 堂姐比我大七岁,我不上学的时候就钻到她屋子里,静静地扒拉她的课本和一些杂志。有一次在杂志上看见一个成语——赫赫有名。啊,赤赤有名!一看这个人就很厉害,因为赤赤看上去很红很亮,而且发音“赤赤”多么有力!姐姐拍手大笑:是鹤鹤! 还有一天,姐姐在厨房烧火,我跟她说:“我最近不舒服,不但上呼吸道感染,而且发烧了。”姐姐笑得蹲倒在地:哎呀,这么一点点的小人人儿,说话用“不但、而且”!伯母也笑得几乎快把房顶掀掉,只有我抓着后脑勺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好笑的? 小学的事儿顺理成章,我一直是全校前几名,只是悄悄地开始偏科。某次考试,数学居然比语文整整少了30分,虽然依旧是年级前三,还是把班主任气得鼻子都歪了,整整说了我一个月。 到了初中,偏科愈加严重,创作欲也越来越强烈。我起过一二十个小说的名字,写过五六个武侠小说的开头,其中一篇更是持续写了三万多字;言情小说也写过好多个开头,完成过一些短篇。 后来,在邻县一个杂志上,我第一次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我们校长。在我们班举行的晚会上,他特意表扬了我。 把杂志拿回家给父亲看,他却绷住了内心的喜悦,只说了一句话:“少搞点这样的事儿,先把你的数学学好吧。” 磕磕绊绊上了高中,文理分科我当然毫不犹豫选了文科。高中三年,算上复读的一年,日记写了二十多万字,长篇小说写了四万字开篇,短篇小说无数,散文无数,填词十余阕,现代诗大概写了一百多首。 但除了初中那次投稿成功外,并没有再从写作上获得任何收益。高中只投过两次稿,也没有任何回音,只是自己自得其乐着。 理想之美好,在于它是平凡人生中的高蹈,它用它的力量,将我们从凡俗世间拔起来,享受纯净而富有创造力的幸福。它使我们在独处时也不感觉孤单,因为时间被用于自己最喜欢的创造上。 理想之残酷,在于它也要在平凡人生中得到实现。很少有谁的生活,正好已经为自己的理想准备好。皮匠的儿子要写童话,而皮匠只想让他学会做最好的鞋子;富商的儿子想去画画,而富商只想让他经营好自家的商铺。大部分人想要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总要走上一段路,这段路,有时候真的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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