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生命的信仰

杨红

旅行的意义在于离开原本的生活，与新的自己相遇。印度之行正是如此。它曾经活在艾伦•金斯堡的诗里，在妹尾河童的绘本里，在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三个傻瓜》、《涉外大饭店》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影像里。我决定去印度，这次不是我选择她，而是她在召唤我。

　　初印象：好幽默

　　平安夜是在红眼航班上度过的。下了飞机，我把包和行李箱丢在脚边，坐在吉隆坡机场的地板上睡到天亮。从吉隆坡飞到加尔各答，再转机去孟买。走出航站楼，第一眼看到印度的夕阳，街道上挤满了司机，飞鸟掠过。

　　加尔各答机场没有ATM，没有兑换外币处，没有餐厅，只有热狗。于是，我们刷卡买了热狗当晚饭。晚上10点的飞机一次一次播报晚点，候机厅所有的印度人都在不紧不慢地聊天，挤在一起看电视直播棒球比赛，鼓掌叫好。作为外国人的我们，心情焦虑，但看到快乐的印度人民却哑口无言。直到航空公司的人出来用英语说了一遍晚点通知，我气得嘀咕了一句：“Bastard！”（讨厌鬼）前面穿着上好纱丽的印度阿姨转过头来跟我说：“Yes，he is!”

　　此时，热狗店早已关门，身无分文的我们饥寒交迫。一位印度“金表”叔叔提出请我们喝咖啡，与他的交谈，彻底击碎了我对印度男人老实呆板的印象。

　　滞留8小时之后，飞机终于起飞。我的北印度之旅从南边的孟买开始了。

　　孟买：这不是电影

　　去孟买，是为了亲眼看看贫民窟。在去千人洗衣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突然指着街边狭窄却住满密密麻麻的人的巷子说，这就是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腥臊恶臭的街道，污水横流；电线上挂满晾晒的衣服和床单，颜色陈旧，像破衣上的补丁；肮脏的小孩像小动物在奔跑；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顶着罐子一边卖菜、卖甘蔗、卖饮料，一边行走寒暄。透过车窗我看到，混乱的城市仿佛藏着必然的秩序。他们并不沮丧，反而目光坚定，面带笑容。

晚上再次在夜色中经过，经历了传说中的孟买大堵车。再次穿越夜色中的贫民窟，没有灯火通明的窗户，只有煤油灯映照着路边的母亲带着一群孩子生火做饭的暗影。我才相信，这条巷子真的是他们的家。

　　孟买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壮观的千人洗衣场，有圣雄甘地的故居，也有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威尔士王子博物馆、维多利亚中央车站，林荫道上布满欧式建筑美术馆和高级餐厅。仿佛杜拉斯时代的女作家会穿着夹脚拖鞋，在这里静坐，抽完一根烟，写完一本小说，隔着湿热的风，眼光深邃，注视这个神秘国度的今夕与过去。

　　信与不信

　　从加尔各答到孟买，再到乌代普尔，我渐渐发现到印度人民的幸福、快乐超过了自己的想象。

　　诸神让这个国度的人民经历酷热、贫穷、疾病、死亡、宗教纷争、政治独立和变革，但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脸上却洋溢着笑容。我想，一定是神给了他们信仰、智慧和勇气。

　　进入印度的寺庙参观一定要脱鞋。旅行攻略上有人建议付一定的小费给门口的孩子让他们帮忙照看鞋子，否则可能被偷走。而我却认识了这样的一位老人。

　　从庙里出来穿鞋，我把iPad和皮夹克一起放在地上，穿好鞋子后却忘了拿走，发现时吓得脑子里一团乱。最多2分钟之后，一个穿着制服、胡子花白的景点工作人员走过来对我挥挥手，示意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石阶前面的岗亭，将皮衣递给我。皮衣甚至没有打开，iPad包在里面。他不会说英语，就做手势让我打开检查。一切安然无恙。

　　有人怀疑穷人会偷鞋，有人捡到不属于他的东西会立刻归还。信或不信，才是道德的分水岭。

　　在印度学英语

　　去德里之前我们有点儿恐惧，因为报纸头条是社会各界在为被强暴的少女游行示威。在路上，我们还被找不到方向的司机丢在路边。

　　那天恰逢星期二，德里的每一所寺院门口都是几百米的长龙。人们提着篮子，带着万寿菊虔诚地等待进寺庙祭拜。因此，我们只能在莲花寺外，隔着围墙远远看着。

　　由于人太多，回程时火车也晚点，我们在男女分开坐的候车室坐等消息。突然对面的老婆婆叫我，讲了一堆印度语，完全听不懂。于是，我用眼神求助旁边的阿姨，她夹杂印度语说英语，让我更。于是，双方只能傻笑。最后，阿姨掏出本子写了3个超工整的单词：potatoes（土豆）、 tomatoes（西红柿）、chilies（红辣椒）递给我看，这才明白她们是问我喝不喝热蕃茄汤。后来，这位阿姨拿她的各种英语书向我请教单词发音，让我整个“教师魂”燃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