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 带读者理解复杂的世界

肖宸风

      秉持“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理念，梁文道、刘瑜、许知远等知名学者联袂主编推出了“理想国译丛”。“理想国译丛”首批8册分别是德斯蒙德·图图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奥比·萨克斯的《断臂上的花朵》、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蒂莫西·加顿艾什的《事实即颠覆》、康纳·奥克莱利的《苏联的最后一天》、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均为人文社会经典图书。梁文道、刘瑜等均为自己推介的图书撰写了导读。他们表示，推出这套译丛就是希望大家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并通过对外界的了解而促进对自己国家在历史和世界中位置的了解。
      “理想国译丛”，如果要追溯出版缘起的话，应该回到3年前。
       一次，梁文道、熊培云、刘瑜、许知远等人聚会，无意中谈到，推动20世纪关键变革的来自于一次次出版行为、一套套丛书。当下，正是一个知识重新更新的年代，需要一个新的方式来迎接这个世界。理解他人的观念、他人的经验，在整个中国社会正变得缺乏好奇心。
于是，四位学者与志趣相投的出版机构“理想国”，共同策划重新翻译一套丛书—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更复杂的世界。梁文道、熊培云、刘瑜、许知远担任主编，各自挑选想翻译的好书，并为自己的推荐撰写导读，经历3年酝酿，便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理想国译丛”。
       对复杂的世界 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
     “理想国译丛”编辑总监陈凌云称，如果要概括这套译丛的选择标准的话，应该有3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点亮”。“理想国译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我们社会或文化中的病症，也不是为了说教，而是想继续做些“启蒙”的工作，点亮我们的精神生活。
      第二个关键词是“转型”。译丛虽然讲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也有我们的关怀，关注的是其他处于转型期国家的历史或生活史，并不直接指向“我们未来向何处去”的话题。中国在变化，世界其他国家也在变化；其他国家的命运，就像我们国家的另一种命运，有重叠又有不同。中国的转型与世界的变化之间，便有这样一种互相参照的关系。
      第三个关键词是“他人经验”。“理想国译丛”并不想告诉人们多少高深的理论，而是传递“他人的经验”，比如曼德拉如何回溯自己的一生，比如南非开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图图在书中探讨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使命。
陈凌云说，中国人在看世界的时候，常常想的是“这对中国有什么用”；但世界在看中国时，很多时候是出于好奇心或欣赏，如写《寻路中国》、《奇石》的何伟，便是这样。“理想国译丛”想让读者，像看一部电影那样、读一本小说那样，阅读“他人的经验”，成熟地看世界。
      正如许知远在“理想国译丛序”中所说：“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年轻人缺乏了解世界的兴趣让人忧
     “理想国译丛”主编之一刘瑜表示，一方面，今天在北京几乎每一个街角都能看到麦当劳，在美国上演的美剧中国几乎同时上演，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了。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能感受到，中国似乎在过去一二十年变得更封闭了。“我在大学里当老师，所以有机会比较我读大学的年代和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基本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甚至90年代初出生的，很多人是看着美剧长大的，他们可以到网上看耶鲁、哈佛的公开课，他们的英语应该比我们好得多。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兴趣，不愿去了解在美国、欧洲发生什么，更不要说在中东发生什么，拉美发生什么，这种兴趣的萎缩非常让人担忧。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如果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对这种新出现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担忧，所以才要推出这样一个译丛。希望通过这套译丛，使大家更了解外面的世界，以及通过对他们的了解，促进我们对自己在历史和世界中位置的了解。”
“理想国译丛”的每一本书，都有四位主编—梁文道、熊培云、刘瑜、许知远撰写的导读，有着“试图走向年轻人世界”的深意。“理想国”编辑总监陈凌云说，这样做，的确是为了让译丛更有效地抵达读者。未来“理想国译丛”规划每年出版10种，还会分请不同的专家撰写导读。
      用他人的经验拓宽我们精神的维度
      具体到译丛第一辑的8本书，可分为4个层次介绍。其中，“南非转型三部曲”关注转型正义，集中译介了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萨克斯的《断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也被称为转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熊培云在导读中，为三本书的主角曼德拉、图图、萨克斯写下这样深刻而激动的评价：“他们能够在抗恶的过程中不与恶同沉，都是基于以下思想与信念：作恶者嚣张于一时，但并不掌控这个世界，包括你高贵的灵魂。作恶者表面不可一世，实际卑微十足，他们唯一能负责的只有自己的罪恶。而你真的可以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你另有乾坤，当作恶者负责恶时，你必须负责美—美到作恶者暗淡无光，美到作恶者为自己流泪，美到作恶者为你鼓掌。”
译丛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作品有两本，包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为两书写导读的刘瑜认为，福山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观察过去20年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缩影，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比，其中第一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被认为是对自由民主保有扩张乐观的代表作。如果说这本书有一个核心问题的话，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全世界会不会都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而20年后他出的第二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整本书回答的都是为什么西方、印度、中东没有“成为”中国，中国为什么“成为”中国。
     《苏联的最后一天》、《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则从不同角度审视我们曾经熟悉又陌生的苏联。许知远评价，作为当代俄国历史研究的首席权威，《耳语者》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抓住了极权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是一个道德与价值的体制，它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也因此，它的后遗症尤其严重，需要更长的时间与努力来修复。普京的再度上台、他的强硬姿态，再度证明“潜入内心的斯大林心理”并未消失，它偶尔还有局部复活的冲动。
       8本书中，老式英国自由派加顿艾什《事实即颠覆》显得格外特别。加顿艾什宁愿让理想和倾向不停在现实上头对焦，找不着安稳的落脚之处；宁愿让现实持续地发出噪音，扰动理想世界的安宁。这种“总在犹豫、进退”的态度，或许是该书值得当今国人一读的理由。
许知远在谈到“理想国译丛”时表示，他人的经验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大致忘我的经验，忘我是特别愉悦的状态。当我们谈中国的时候，你真的也能关心南非的转型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生命的主要意义其实在于寻找这种生命中的超越性，尽管它不一定会直接给我们作用，但是可以拓展我们精神和知识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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