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asure island chapter3中1

孙祎卓

傍午时分，我拿着些冷饮和药片来到了船长的门前。他像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躺着，只是枕得高了一点，他看上去既虚弱又亢奋。
“吉姆，”他说，“你是这里惟一可靠的人，你知道我一向待你不薄。我月月不落地给你个四便士的角子。可是现在你看，伙计，我是多么不走运，所有的人都背弃了我。来，吉姆，现在给我拿一小杯酒好不好，伙计？”
“医生——”我开口说。
但是他却破口骂起医生来，气若游丝，却很动火。“医生都是笨蛋，”他说，“那个医生也不例外，喂，他能对海员懂得多少？我曾在像沥青油那么烫的地方呆过，同伴们得了黄热病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那鬼地方又发生了地震，地动得像海一样——医生知道那种地方吗？——我告诉你，我是靠酒活过来的，对我来说，它是粮食、是水、是伙伴、是老婆。要是现在我离了酒，我就是下风岸上的一艘可怜的破废船。你得对我负责，吉姆，而那个医生是个笨蛋。”他又骂了一阵。“看，吉姆，我的指头抖得有多厉害，”他用乞求的口气接着说，“我不能叫它们安分下来，这该死的日子我滴酒未沾哩。我告诉你，医生是个笨蛋。要是我一口酒也喝不上，吉姆，我会得恐怖症的。我已经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我看见老弗林特在那个角落里，就在你身后，我看见他就像印出来似的清楚。要是我得了恐怖症，我这人就会作害人的事，会搅得死人也不得安生。你的医生也说过一杯对我不碍事，我会为这一小杯酒付给你一个金基尼哩，吉姆。”
他变得越来越兴奋，这使我警醒起来，想到了我的父亲，那天他病得非常厉害，需要安静。另外，他对我引述的医生的那句话使我打消了顾虑，而他想贿赂我的表示却令我相当反感。
“我不要你的什么钱，”我说，“但是你欠我父亲的。我可以给你弄一杯，多了不行。”
当我把酒拿给他时，他贪婪地一把抓过去，一饮而尽。
“啊，啊，”他说，“这会儿好多了，千真万确。好吧，伙计，那医生说我要在这破床上躺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我说。
“天呀！”他叫道，“一个星期！我可办不到，到那时他们就会给我下黑券了。那些半吊子水手们在这个该死的时候会找到我的，他们既保不住自己得到的东西，却又想攫取别人的。这种水手的行径，如今我还会不知道吗？但是我是节俭的，我从不浪费掉我的一个子儿，也不会让它们白白跑掉。我得逗他们一下子，我并不怕他们。我要再一次的扬帆启航，伙计，要再捉弄他们一回。”
当他这么说着的时候，他已经吃力地从床上抬起身子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几乎要使我叫出声来，一边还挪动着他那死沉的腿。他讲这番话时，口气的强硬和声音的微弱形成了可悲的对比。当他终于坐到床边之后，他停顿了一下。“那个医生害苦我了，”他咕哝着，“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放我躺下来。”
我还没来得及帮上他多少忙，他就已经倒在原先躺着的地方了，半晌不语。
“吉姆，”最后他说，“你今天看见那个船员了吧？”
“‘黑狗’？”我问道。
“啊！‘黑狗’！”他说。“他是个坏蛋，但是派他来的人更坏。现在，要是他们给我下了黑券而我跑不开的话，我跟你讲，他们想要的是我那只航海用的旧箱子，你就骑上一匹马——你行的，不是吗？然后，你骑上马去——噢，对了，我有主意了——去那个永远是笨蛋的医生那儿，让他召集所有的人来——地方官吏之类的——他就会在‘本葆海军上将’这儿将他们一网打尽——所有老弗林特的部下，老的少的，所有这些人，一个不拉。我曾经是大副，我是，老弗林特的大副，知道那地方的人就剩我一个了。在萨凡纳①，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把它给了我，你看，就像这会儿。但是，除非他们给我下了黑券，或是你看到‘黑狗’又来了，或者是那个‘独腿水手’——特别是这个人，吉姆，你再去告发。”
①北美洲港口，靠大西洋，在佛罗里达半岛以北。——译者注
“但是，什么是‘黑券’呢，船长？”我问道。
“那是一种通牒，伙计。要是他们送来了，我会告诉你。但你要留神，吉姆。我以我的名誉起誓，好处我们五五开。”
他胡思乱想了一小会儿，声音微弱了下来；但我赶紧给他吃了药，他像个孩子似的嘟囔着：“要是竟然有水手吃药，就是我了。”最后，他昏昏沉沉地睡去，像死了似的，使我得以脱身走开。我不知如何是好，也许我该把这前前后后都告诉医生，因为我怕得厉害，怕船长后悔他的坦白而要了我的命。但是这时出了事，我可怜的父亲这天晚间突然去世了，这使所有其他的事情都靠到了一边。我们发自天性的悲恸，邻居们的探望，葬礼的安排，旅店的一切事务，在这段时间里这一切同时到来，使我忙得腾不出时间来想船长，更别说怕他了。
说真的，第二天早上他就下楼了，像往常一样进餐，尽管吃得极少，酒喝得恐怕比平时给他的还多，因为他一直呆在酒吧间里，满脸怒气并哼着鼻子，这使得谁都不敢从他面前经过。在葬礼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像往常一样喝得烂醉，在这幢悲恸的房子里，听到他难听的水手老调，不禁使人毛骨悚然。由于他很虚弱，我们都担心他一命归西，而医生突然到很多里地以外的地方出诊去了，自我父亲去世后他便再没到我家附近来过。我说过船长很虚弱，他的确看上去越来越糟糕而不是在恢复元气。他上楼又下楼，从客厅走到酒吧又走回客厅，有时他到门外嗅嗅海的气味，用手扶着墙行走，呼吸沉重而急促，就像人在爬陡峭的高山时的样子。他从不找我专门谈话，我但愿他忘掉了所托之事。但是他的脾气更加乖戾了，并且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也比平时更为粗暴。现在，他采取了一项警戒措施，就是当他饮酒时，把那把水手用的短刀抽出来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但是，这么做的同时，他对别人的注意反倒减少了，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到了很远的地方。比方说有一次，他使我们万分惊奇地突然哼出了一个不同的调子，一首乡村的情歌，那肯定是在他出海之前的年轻时候学会的。
事情就这样地过去了，直到葬礼后一个多雾、严寒的下午，大约三点多钟，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满怀对我父亲的哀思。这时，我看见有个人正慢慢地沿着大路向这边走来。他显然是个瞎子，因为他用棍子敲着路面，一个大绿罩子遮住了他的眼睛和鼻子。他弯曲着身子，似乎是上了岁数，要不就是因为有病的关系。他穿一件很大的、带着个风帽的旧航海斗篷，使他看上去格外怪异。我这一生从未见过比这更吓人的形象了。他在旅店前停了一下，接着用一种古怪的、唱歌似的调子提着嗓子向他前面的空中探问道：